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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讲述珠峰登顶堵车:生与死就在一线间

图片来源:范波

在从珠峰东南坡C3营地到C4 的途中,范波第一次看到了“彩色路标”。

彩色路标,是登山者对于沿途遇难者的称呼。范波看到的这具辨认不出性别的尸体,着装完整,冲顶的背包还在身上,腹部的衣服卷起,高原环境下,露出的皮肤已经蜡化。

回想起一周前看到的场景,范波的记忆依然清晰:“心理还是有种异样的感觉,因为能看到皮肤,而且就挂在我们经过的路绳上。”这具尸体的旁边,是另一具已经被油布包裹起来的遗体。

这是范波今年登顶过程中见过和听说的第四例死亡。从C1到C2营地途中,他看到四个夏尔巴人拖着一具包裹捆绑着、2017年出现的尸体下山。

而在5月18日出发登顶前,他听到了印度人Ravi Thakar在5月17日登顶返程途中去世的消息——Thakar登顶成功后返回了海拔7950米的C4营地,在帐篷中入睡,然后,再也没有醒来。

“他(Thakar)肤色黝黑,个子不高,留着大胡子,一直在笑,和我们聊天的时候非常开朗,”范波和Thakar各自所在的登山队都找了同一家尼泊尔登山公司协助,两人在大本营有过接触,现在他们的交情已经无法延续了。

“其实在高山上,生和死就是一线间。”

范波(右)和他的夏尔巴向导扎西的登顶照。(图片来源:范波)

印度人Thaker,是今年第一个在正式登顶珠峰之后遇难的人。但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时,大本营里300多名登山者不会预想到,他们之中还有10个人也将永远无法返程。

2019年,尼泊尔旅游局一共发放了381张登山许可证,比去年多了35张。从尼泊尔境内的南坡登顶,一直是登山爱好者青睐的路线。

在山的另一边,中国西藏登顶的北坡路线,受到西藏自治区登山运动管理中心的严格控制——登山者不仅必须有登顶8000米海拔以上山峰的证书,对于登顶计划、向导资质以及天气、保暖、通讯等装备有十分具体的要求。此外,登山季之外的其他时候,登山者被禁止进入大本营区域内。

2019年的这个登山季,包括范波、刘雨瞳在内几乎所有人都选择了南坡,因为尼泊尔旅游局发放登山许可证更加宽松。

他们通过登山队和尼泊尔当地登山公司联系,向尼泊尔旅游局缴纳1.1万美元的费用,就能换取一张登山许可证。虽然,尼泊尔政府规定,登珠峰的人需要持有一张登顶8000米海拔以上山峰的证书,但实际中,并不会有人具体核查。

相比于北坡30-5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范围,取径尼泊尔的费用则有较大弹性空间。

尼泊尔当地登山公司 Nepal Sanctuary Treks的数据显示, 一名珠峰登山者的单次花费在3.5万-6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4-41.5万元)之间,最高可以达到10万美元。这笔费用包括:每人 1.1 万美元的登山许可,高原装备7000美元,4000-6000美元的培训费,每人至少5罐氧气罐,每罐550美元等……

登山者们都不太愿意透露此行具体的成本,因为关于等珠峰费用的讨论几乎总是满含嘲讽和恶意。

而且,钱也不能买来一份成功登顶珠峰的证书,只是开启这趟未知、艰苦甚至死亡旅程的敲门砖。

登珠峰是一趟充满未知、艰苦甚至死亡的旅程。(图片来源:范波)

2016年开始,为了准备等珠峰,范波就把自己体能训练的内容从跑步,变成了CrossFit训练。每周4-5次,每次全程两个小时,重点提高心肺功能、力量、柔韧性和灵活性。

他的队友、今年第一次登珠峰的刘雨曈,是健身教练出身,自身体能一直不弱,日常也从事皮划艇、潜水等运动。

在报名登珠峰前,两人各自都完成5678(依次攀登海拔5000米、6000米、7000米和8000米高山)的进阶,这也是绝大多数中国攀登珠峰的登山者会完成的流程。

2019年4月11日,范波从西安出发到达加德满都,5月18日正式出发登顶。中间的38天,队友们主要都在大本营进行训练、拉练、休息和适应。期间,范波还因双眼视网膜表层出血,返回加德满都治疗。

从5月10日开始,范波所在的登山队就在大本营里,他们时刻关注着瑞士一家天气公司提供的登顶天气预报,以此来确定登顶窗口期。

5月3日从印度东部登陆北印度洋的热带气旋“法尼”,是此次登顶窗口期的重要因素,因为它,尼泊尔和喜马拉雅山脉的天气状况十分不稳定。原本可以长达5天至一周的登顶窗口期,今年则被压缩到只有两三天,且具体时间未定。

最早的窗口期出现在5月16日,也就是第一个逝者Ravi Thaker选择登顶的日子。但范波所在的团队选择了继续等待——天气情况依然不够理想,且上山的道路还没有人走过,脚印都没有踩出来,风险太大。

到了5月18日,范波终于和超过200多人的大部队一起,从大本营出发,想在天气最好的22日登顶。大部队选择在同一天登顶就带来了一个必然的结果——拥堵。

从EBC徒步开始,拥堵就出现了,C1到C2、洛子壁、阳台,这些路段一直蔓延到山顶。范波堵在队伍里,无事可做,进度不同的队友们四散在队伍各处,身边只有他的夏尔巴向导扎西。 他还得时刻保持精神集中,以防有人在此时“加塞儿”。

堵车最严重的地方,还是在希拉里台阶——在接近珠峰峰顶、海拔8790米处,这是一截12米长、近乎垂直的岩石山壁,是从东南侧登顶的路线中,希拉里台阶是最后一个挑战。而这里的命名,则源自1953年首位登顶珠峰成功并因此封爵的新西兰人艾德蒙希拉里,

尼泊尔人Nirmal Purja拍摄的希拉里台阶堵车照。(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尼泊尔人Nirmal Purja拍摄的照片引爆了网络讨论,照片上是身着各色登山服的登山者,在仅能容许一人通过的道路上堵得严严实实,长队从山顶一直顺着陡峭的希拉里台阶,蔓延到画面之外,仿佛一辆满载着人的过山车下急速俯冲时被周围的冰天雪地冻住。

范波觉得自己或许也在这条队伍里。因为5月22日早上5点,他就在南峰路段被堵住了。

斜坡上只能容纳一人通过的道路此时要运送上山和下山的两路人,斜坡的另一边显然就是悬崖。上行的人必须牢牢把住绳索,稍有闪失后果不堪设想。堵了两个半小时后,范波终于在早上7点35分登顶。

回忆起来,范波说:“抬头往上看看,都是人,往下看,则还不断有人加入,大家在攀登前就知道一定会堵,但不知道会堵成这个样子。”

这种漫长的停滞和等待,在8000米的高度上可能带来致命的后果。

攀登珠峰带给人体的感觉,绝不是蹦极和飙车那种血脉喷张、近乎合法吸毒的快感。它的亚洲城娱乐痛苦是递进、持久且强烈的。

在这被称为“死亡地带”的高度,人的任何动作、位移、活动,都比在海平面时艰难十倍,体力会快速流失,还要承受冻伤、摔伤、肺积水发生的风险,同时精神也在与持续的疲惫、涣散和麻木对抗。

刘雨曈在希拉里台阶处一块避风的石头下,出现了高山幻觉——当时,登顶全程相伴的寒冷、疲劳和饥饿,瞬间消失了。坐在台阶上休息时,她感觉四周阳光充沛,似乎可以闭目养神。好在,夏尔巴向导及时打了她一下,让她清醒了过来。

在范波登顶的4个小时之后,5月22日上午9点左右,刘雨曈也成功登顶。

“完全没有登顶的兴奋,”她和其他登顶者一样,激动都是后知后觉的,“当时又冷又饿又累,已经被折磨得没什么感觉了。”

刘雨曈(左)与她的夏尔巴向导。(图片来源:刘雨曈)

下山的时候,刘雨曈迎面遇上了资深登山爱好者、美国人唐纳德卡什。54岁的卡什此前已经完成了六个大洲最高峰的攀登。

此前,在攀登北美第一高峰麦金利山时,他因为冻伤,失去了三根手指和两根脚趾。卡什把切除下来的三根紫色的手指串成了项链,戴在脖子上,来到了珠峰——他征服七大洲最高峰的最后一站。

但刘雨曈看到的卡什,眼神已经发直,反常地没有带雪镜,在快接近峰顶的时候竟然开始摘手套,在狭窄的道路上放肆地伸展四肢。身边的夏尔巴对刘雨曈说,这个人可能出问题。

事实也是如此,卡什最终完成了登顶,但在下山途中昏倒,再也没有起来。

隐形的死神就这样与每个攀登途中的登山者正面相遇,或者擦肩而过。包括范波、刘雨瞳在内的这些登山者,亲历了近几年来珠峰登顶过程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

截止2019年5月31日,已有12人在今年登顶珠峰的过程中丧生,包括4月20日在大本营附近坠亡的美国登山者克里斯戴利。除了2014和2015年,珠峰雪崩造成过更大规模的伤亡,2019年成为1996年后死亡案例最多的一年。

随探险队登顶珠峰幸存者、美国记者乔恩克拉考尔,曾将1996年的珠峰惨案写成了一本书——《进入空气稀薄地带》。那一年,珠峰登顶15人死亡,包括5月9-11日期间,就有9人丧生。

作为6人队伍中幸存的两人之一,克拉考尔在书中写道:“拜访喜马拉雅山脉之前,我从未真正接近过死亡。攀登珠峰之前,我甚至连葬礼都没有参加过。对于我来说,死亡一直都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我知道迟早有一天,享有这种无知的权力会被剥夺,只是当它最终来临时,这种冲击被过多的遇难人数放大了。”

登顶途中的夜间营地。(图片来源:范波)

每一个攀登珠峰的人,未必读过这本书,但他们做出这一决定时,都做好了直面死亡的准备了,无论是自己的,还是他人的。

从C1到C2营地过程中,刘雨曈也遇到了范波见过的四个夏尔巴人和蓝色油布包裹的尸体。

这是她第一次近距离感受真正的尸体,“山上看到迎面拖过来的一具尸体,有一种投射,因为我在跟他做相同的事情。”

或许是攀登的劳累会人知觉麻木,或许提前做足了充分的心理准备,登山者会在心中弱化死亡的恐惧,对险象环生的高山保有最好的揣测。

但千里之外、近万米以下的旁观者,却会对高山上人们的经历进行猎奇推测——激增的死亡人数配上“堵车”现场的震撼照片,很容易让人产生因果联想。

范波坚定地说道:“拥堵不是造成死亡的最主要原因,滑坠、高山疾病、氧气耗尽,甚至隐藏病症发作,才是直接原因。”

同时,“限制商业登珠峰”、“登珠峰就是去送死”的观点也夹杂在公众讨论中, 范波此前对类似的声音也耳闻过数次。

珠峰的商业化从诞生开始就争议缠身。早期,登山运动中的传统主义者认为,通过花钱、雇向导登珠峰,是将世界最高峰出卖给有钱的暴发户。

首位成功登顶珠峰的人艾德蒙希拉里就曾公开批评珠峰商业化行动:“收取费用护送新手登上峰顶,是对这座山峰的大不敬。”

登珠峰途中(图片来源:刘雨曈)

但随着人类登顶珠峰成功案例越来越多,专业登山运动员已经征服了珠峰,现在,前来挑战的更多是业余爱好者。攀登珠峰商业化已经不可逆转。

带着珠峰商业化选题亲自登珠峰的克拉考尔,在《走进空气稀薄地带》 中写道:“……像我们这样能力有限的梦想者接踵而至。这一现象遭到了强烈的批评。但是,究竟谁应该属于珠峰而谁有不应该属于珠峰,这个问题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并不是说支付重金参加有向导带领的探险队,就表明一个人不适合这座山峰。”

而亲历者范波也说:“不要否定商业登山,而是要去规范,改善乱象。”

在珠峰大本营,各支登山队都有自己的基地。但他们无法独自登顶,必须要找到当地的登山公司协作。当地公司提供营地建设、修路、提供基础设备和补给等工作,还控制着每个登山者必备至少一名的夏尔巴向导资源。

但是,想要更多盈利的公司,有时又会在成本上偷工减料,提供服务水平不到位的夏尔巴向导,或者使用老旧的供氧设备。

每年短暂的登山季是这些公司的业务黄金期。为了争夺客源,公司之间有时会展开价格战,通过低价策略招揽更多客户——不少登山者都观察到,有些登山公司的报价甚至能降低到2-3万美元,对登山者的资质也不会严格考核。

在大本营附近,刘雨曈就曾见到一个外国女登山者,体积有她三倍大,身上看不出一点平时运动训练的痕迹。她很难想象对方是否有足够的技术和体能登顶成功。

“很多人说只要你有钱,你就能爬珠峰,还有人说夏尔巴可以背着、拉着你上珠峰,”刘雨曈说,“有一个印度的女登山者,身边有两个夏尔巴,但她还是滑坠了,再多的人无法去救她。”

珠峰顶峰的金字塔投影。(图片来源:刘雨曈)

从尼泊尔返回西安后,范波才看到了这位名叫Anjali Kulkarni的印度登山者遇险视频。他回忆到,自己曾在“阳台”附近见过她。

回到家后,范波终于向70多岁高龄的父母,“坦白”了自己登珠峰的经历,也正式向家人做出承诺——不再登山了。

“登顶珠峰,了了我一大心愿,”范波说,“但这是一个高风险行动,我怕给家人和孩子留下遗憾。”

刘雨曈也从珠峰回到了广州,身上还带着此行的痕迹。在大本营的时候,昆布冰川的寒气与登山者始终相伴,不少人都感染上了“昆布咳”。

在断断续续的咳嗽声中,她说,接下来想去挑战难度更大的道拉吉里峰。

不过,她此前的一个想法改变了。

“以前,我想过我可以留在山上与山长眠,”但在登顶珠峰时,她亲眼看到了留在山上的遗体,看到了带着双层手套仍然十指冻得发黑最终截肢的同行者。

刘雨瞳说:“现在,我不想留在山上了,而且我更想活着回来。所以我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做体能储备,也要更懂得必要情况下及时掉头。”

大多数从珠峰返回的人,都不会再回到这里。但新来者还是会络绎不绝,开始这场酷刑式的攀登。没有亲历的他们,似乎都有着一个信仰——“因为它就在那儿(Because it’s there!)。”

而写下这句话的英国探险家乔治马洛里,在攀登珠峰过程中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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