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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无差别杀人,我们还需要知道些什么?

呼唤爱与和平的壹读君| didi

“路上有人正在杀小学生!”

当地时间5月28日7时45分左右,有人打电话给川崎市消防队,说在JR(东西线)登户站附近有人正在杀小学生。

登户站是一个很宁静的住宅区,附近的登户公园也是小学校车接送小朋友的地点,事发时很多小学生在这里排队等车,却突然出现一个手持两把生鱼刀的男人,一言不发地刺向了人群。他在刺杀19人之后割颈自杀,整个过程不到20秒。

这个剧情看上去莫名眼熟。就在四天之前,5月24日,南昌市红谷滩也发生了一起杀人案,三名女子好好走着路,行凶者突然从背后袭击,在砍倒一名女子后,继续补刀,当街将对方砍死。网上有消息称,凶手并不认识被害人,只是想随便杀一个漂亮女人做“鬼夫妻”。

来源:微博@凤凰网

没有纠纷,没有矛盾,甚至是没有任何关系的陌生人——一群小学生,能跟这位中年男人有多大仇多大怨,他们就那么好好地上学,好好地逛街,突然就被人杀了?

这种突如其来、无从防备的杀人案,就是无差别杀人事件。

无差别杀人,我们在害怕什么?

无差别杀人,这个说法,最早来源于2008年日本的秋叶原杀人事件,当时25岁的加藤智大开着一辆货车冲进了行人专用道,撞倒、碾压多名行人后,下车继续用匕首攻击无辜的路人。这个事件在全球范围引发了恐慌,日本媒体将之称为“秋叶原无差别杀人事件”,这个概念由此流传下来。

“无差别杀人”中的前三个字是指杀人对象的无差别性,这是对这类凶杀案的精准概括——凶手和被杀者之间没有仇怨,凶手也没有明确的动机,而是在现场见谁杀谁、随机选择杀人对象。而且这种杀人具有强烈的报复社会倾向,凶手并不强奸或抢劫,并不从中受益。

无差别杀人让人毛骨悚然,因为它彻底颠覆了我们的认知。

秋叶原无差别杀人现场

我们往往有一种“公平世界假设”,会认为“一个人之所以遭受不幸,一定是因为他做了什事情”,从而就可以推导出“只要我不做这样的事,只要我不是这样的人,我就不会遭到这种不幸。”

这种认知倾向是偏激的,但它至少还有一个好处,在这个经常发生不幸的世界里,它可以让我们内心得到自我安慰,并感到安全和乐观。

然而“无差别杀人”打破了这种心理平衡。

有人会随机杀害与自己无关的陌生人,即使你没有犯错,没有向坏人暴露“破绽”,依然可以被杀,任何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被害人。就像南昌红谷滩那个女孩,她没有在晚上出行,没有独自一人,没有穿着暴露,没有情感纠葛,她看上是最安全的那一个人,但依然逃脱不了被杀的命运。

我们无从防备,无法识别潜在凶手,只能假定任何陌生人都可能是攻击者,“公平世界”被打破,这变成了一个“不公平且极度恐惧的世界”。

“公平世界假设”还会让我们对无差别杀人衍生出一些不那么正确的揣测,譬如凶手杀人,一定是因为原生家庭的失败。

每当重大凶杀案发生后,社会舆论谴责的对象,先是凶手,然后是凶手的家人。

2014年,在秋叶原杀人事件六年之后,凶手弟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在自杀前一周,将六年的日记寄给媒体,里面写道“加害人的家属,只能在阴暗的角落悄悄生活,不能拥有和一般人一样的幸福” 。他的母亲因罪恶感而崩溃住院,父亲长期离职隐居,一家人在阴沟里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仍然阻挡不了愤怒民众的黑函和鸡蛋。

加藤智大的父母向公众道歉

我们为什么要责骂凶手的家人?安德鲁所罗门在《我的孩子是凶手:一个母亲的自白》推荐序中写道,“我们想要相信犯罪是由父母一手造成,如此一来,我们就能安慰自己,因为我们有好好教孩子,所以自个儿家不会遭殃。

我们谴责凶手的家教,本质上也是在害怕,害怕自己也会教育出一个杀人魔,于是只能揪着“公平世界假说”不放,安慰自己只要不犯那样的错误,就能避免不幸的发生。

事情要是那么简单就好了。

无差别杀人者,离我们有多远?

我们努力从凶手的家庭教育里寻找失误,遗憾的是,这种失误的存在是薛定谔态的。

《我的孩子是凶手:一个母亲的自白》的作者苏,是杀人犯迪伦的母亲,也是一名心理辅导从业者,她在家庭教育上绝对是一位“足够好的母亲”,她给与迪伦充足的爱,却不至于溺爱。但她的孩子依然成为了无差别杀人案的凶手。

“我一天睡不到两小时,我一直在想,到底是我哪里把小孩教坏了?……是因为我们太自私、太忙碌,都没时间跟孩子聊天,所以才会教出这种变态杀人魔?……全天下没有一个爸爸妈妈,要花 20 年去养一个杀人犯!”

《我们与恶的距离》 杀人凶手的父母向媒体下跪

这段台词来自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李晓明无差别杀人事件发生后,他的父母遭到了媒体的围追堵截,于是发出了这样的自我控诉。

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家庭教育出了什么问题,良好的家教可能教出加害者,糟糕的父母也不是一定养出杀人犯,更何况,没有完美的父母,正如没有完美的受害人,他们的家庭看上去与我们无异。

不完全是家教的问题,事情远不止家教这么简单。

日本曾对52名无差别杀人犯进行了分析,想探究他们背后的原因。

1. 从年龄上来说,男性青壮年占绝大多数,其中16-39岁的占了73.1%。

2. 从家庭状况来说,独居或者与双亲同住的人数最多,分别占据了50%和38.5%。

3. 从婚姻状况来说,大多数杀人犯未婚或者离婚,没结婚的人数占据82.7%,离婚一次或者两次的占据到13.4%。而且在犯罪时,有86%的杀人犯没有交往对象,其中53%的人甚至没有一个朋友,孤独可能是一个问题。

4. 从经济状况来看,虽然有47个人(90.4%)曾有劳动经验,但真正犯罪的时候,只有10个人在职(19.2%),其中只有4个人是正职员工(7.6%),剩下6个人为劳务派遣工。

5.他们的杀人动机很复杂,有的是发泄自己强烈的不满情绪(44.2%),要么是不满自己的遭遇,要么是对特定群体的不满,或者有强烈的寻死念头(11.5%),或者希望去监狱里逃避现实(17.3%)。

总的来说,我们可以勾勒出一个无差别杀人者的肖像,他可能生活并不顺遂,求学或者就业都很不顺,与家人的关系要么疏远,要么过分依赖父母,很少有朋友,常常孤身一人,对自己的生活感到压迫和绝望,积累了很多不满和仇恨的情绪,想要利用大量杀人找回自己的价值。

这种描述并非要给这个群体贴上“无差别杀人”的标签,而是有可能他们更需要我们的关心和关注。事实上,他们看上去跟我们也差不多,他们的家庭跟我们差不多,家庭的亲子关系也差不多,除了最后一点,他们看上去就是普普通通的人。所以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让他们变成了“坏掉的人”?

有研究者称他们“心理异常”,可能伴随某种程度的精神疾病,但绝大多数随机杀人者都具有完全行为能力,具有辨别和控制能力,问题的核心可能是杀人动机——社会不满性这是怎么来的?

无差别杀人,死刑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吗?

美国社会学家和犯罪学家默顿曾分析了社会结构是如何对某些人产生明确的压力,“由于对成功目标在文化上的过分夸张,致使人们在情感上不再赞同规则。……换言之,对占主导地位的成功目标的强调,已经与对实现这些目标而采取的制度化程序的强调日益分离。”

说人话就说,社会文化强调你要成功,但实现手段很有限,于是你产生社会压力。

对于大多数凶手而言,他们不是没有理想和追求,也不是从一开始就想做一个废柴,但是在成功目标和实现手段的不对等情况下,他们找不到现实的出路,最终产生对社会的不满,走向自杀式的无差别杀人犯罪。

秋叶原无差别杀人事件的凶手加藤智大,在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心仪的北海道大学工学院,找了几份工作也以辞职收场,他梦想做理工精英男,却在现实中处处碰壁,只能在网上留言板留言吐苦和怨叹,但这样并没有得到纾解,反而遭到了网友的嘲笑谩骂,于是引爆了他的厌世和仇恨情绪。

他在无差别杀人被抓后,声称犯案动机是“对生活感到苦闷、厌世,来秋叶原是为了杀人,任谁都可以”“对幸福的人感到怨恨”“想作出网上的人都知道的大事 ”。

“人生胜利组去死吧”

这次的川崎案件还在调查过程中,但碓井真史教授给出了他做的犯罪心理分析:“很多犯人对于自己的人生都抱有一种‘不该是这样的’的想法。他们虽然想终结自己的性命,但又想在最后通过报复那个没有接受自己的社会来实现大逆转。

他们的诉求是报复社会,向社会宣泄自己的不满和怨恨,杀人这件事情,真的还能“怪”社会吗?

究其深层原因,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可能都脱不了干系。有研究者发现,社会地位结构、经济结构、收入水平和教育水平结构上的差异和分化,确实会导致失范感受的产生。菱形社会结构缺乏、贫富差距过大、发展机会的不均等、社会分层流动的停滞等等,都可能使社会成员产生相对的剥夺感,甚至是极度的仇恨和心理不平衡。

当然,这种感受也可能是主观的,即使是合理的社会差距,也有一个能否正确认识的问题,而无差别杀人者往往有极强的自我意识,所以他们更容易在主观上感受到不公平,也更难以获得心理的平衡。

从个人层面来说,无差别杀人凶手往往也是道德标准很低的人。因为很多人被生活压迫的时候不会去杀人,更不会去杀害弱小无辜,宁可采取自杀手段,而道德观念较差的人才宁愿杀人,或者在自杀前“拉几个垫背的”。

从家庭层面来说,子女对父母的过分依赖也是一个内在原因。亚洲传统文化影响下的家庭关系,将每个家庭成员牢牢地捆绑在一起,子女是父母的附庸,容易使一些人在成年之后仍然向父母伸手要钱,再加上没有工作实现个人价值,个人很容易产生否定自身的极端想法,也容易在封闭空间内怨恨和不满。

最近的例子是“昭和男儿对平成废材的终极制裁”,日本前副部长杀死了自己无业宅男儿子,因为担心他伤害附近的小学生。这位44岁的儿子长期无业,每天蹲在家里打游戏,跟父母叫嚣吵架,后来又开始抱怨附近的小学和小学生。在父亲眼里,他是一个潜在的杀人者,为了避免“给他人添麻烦”,于是亲手“制裁”了他。

这位44岁受害人的“啃老”宣言

总而言之,无差别杀人是个人、家庭与社会合力的结果,教育不止是一个家庭的事情,也是整个社会的责任。如果我们只关注微观层面的动机,不去揭示凶手身后更隐晦的社会问题,那我们就永远无法触及真相,永远无法找出真正的病因。

还有一个说法是,我们不想关心杀人犯的故事,我们只想看见他被判死刑。

对凶手喊杀是最容易的,但这样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吗?

除了极少数的天生反社会人格之外,绝大部分人不是天生杀人犯,他们的犯罪和社会环境存在密切关系。如果我们不能真正地走进他们,剖析他们,我们就不能真正地阻止悲剧的再次发生。红谷滩女孩走了,我们感到悲痛,但我们仍然要走出家门去工作,去生活。我们需要的,不止是一个“杀人偿命”的社会,我们更需要一个犯罪率低的社会。

正如一位日本网民则说,警察的装备再先进,也无法阻止突如其来的谋杀,与其如此,不如考虑如何改善一个充满仇恨、没有尊重的社会。

文章来源:

1.秋叶原杀人事件.维基百科

2.从《我们与恶的距离》看无差别杀人(2):普通的家庭为何会养出杀人犯?http://www.sohu.com/a/313232061_774979

3.隨機殺人魔 沒朋友+沒工作+低收入…可能是高風險族群

http://www.naipo.com/Portals/1/web_tw/Knowledge_Center/Editorial/publish-173.htm

4.张小虎. 我国无差别杀人犯罪的现实状况与理论分析[J]. 江海学刊, 2011(1):125-130.

5.赵天水.我国无差别杀人犯罪的研究现状、社会原因及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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